5月14日,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3人受伤;10天后,得克萨斯州一所小学又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9名儿童和2名教师遇害。不断发生的枪击事件再度引起美国社会对枪支暴力的关注。

作为美国社会经久不衰的一个公共议题,枪支暴力和枪支管控问题涉及美国的历史文化、宪法权利、党派政治与资本利益等,是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目前,因枪支暴力造成大量伤亡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的常态。枪支暴力泛滥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人民的基本生命权,而且也映射出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问题和政府治理危机。枪支管控进程的停滞不前充斥着党派政治和资本利益之间的纠葛,其背后的资本逻辑揭露了美国政府保护资本而非民众的本质,亦警示“美式自由”与“基本人权”之间的矛盾。

枪支暴力泛滥折射美国的种族不平等问题

美国枪支暴力的泛滥给社会带来巨大安全隐患。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发布的统计数据,近年来美国枪支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从2019年的39580人上升到2020年的43671人,再到2021年的45007人,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换言之,平均每天有超过110个美国人死于枪口之下。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人死于枪杀的概率要高出20多倍。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2020年的谋杀犯罪中,约有79%的案件与枪支相关,这也是自1968年以来的最高值。

枪支暴力案件频发及其造成的大量伤亡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民众的基本生命权,其背后更隐藏着美国社会种族不平等的残酷现实。美国枪支暴力对有色人种社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其中非洲裔美国人因枪支暴力死亡的可能性要高于整体平均水平的4倍,并高于白人12倍。粗略估算,2020年的19350起枪杀事件死亡人数中,非洲裔美国人占了62%,白人仅占21%。不仅如此,近年来有色人种中年轻人使用枪支自杀的比例也在逐年攀升。研究表明,在过去10年中,非洲裔青少年的枪支自杀率增加了一倍多,白人青少年则增加了35%。

有色人种枪支暴力死亡率大幅增长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长期的系统性不平等与结构性种族主义。一方面,美国社会对有色人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对待决定了他们在经济、住房和教育等方面获得的机会有限,也导致了其所处环境往往治安情况较差、族群暴力频发;另一方面,有色人种的孩子也会遭到个人和系统层面的种族歧视。在其成长过程中,他们容易因社区和社会上的枪支暴力案件而受到心理创伤。近年来美国经济低迷、种族矛盾激化、极端暴力事件频发,对少数族裔青少年的影响极大,广泛存在的针对有色人种的警察暴行和大规模枪击事件等亦会使其对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产生怀疑。

枪支暴力泛滥的背后是盛行的枪支文化和无力的政府管控

导致美国枪支暴力泛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其盛行的枪支文化和滞后的枪支管控能力,体现了美国政府的治理失能。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枪支数量最多的国家,并且该数值仍在逐年攀升。根据2021年全美枪支调查,32%的美国人表示自己拥有枪支。这意味着,超过8140万美国人拥有枪支,而这还未包括非法取得枪支的情况。

美国的拥枪情况与美国社会盛行的枪支文化密切相关。自建国之初,枪支就融入美国社会,成为许多美国人的骄傲。无论是狩猎、运动射击还是个人防护,大多数枪支拥有者都将携带武器的权利视为其自由的核心。美国人对枪的“痴迷”根植于其历史和共和文化。在早期的殖民历史、独立战争和西进运动中,枪械曾“陪伴”美国人抵御外敌、保护自我和开拓边疆,美国人也将拥有武器的权利看作预防政府独裁暴政、保障民主的必要手段。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更以法律的形式将公民的这一权利合法化。《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受到侵犯。”美国人的历史经历和宪法权利决定了其对“拥枪自由”的执着,因此即使在枪支暴力泛滥、大规模枪杀和校园枪击案频发的背景之下,美国社会也只是提出“管控枪支”的要求。

滞后的枪支管控是导致美国枪支暴力泛滥的另一重要原因。近年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皆因大规模枪杀案件而加紧对枪支的管理,但美国方面尚未有所行动。美国政府已有超过25年没有通过重要的控枪法律。虽然政府对枪支销售和持有设置了一些基本限制,例如1993年的《布雷迪法》要求对从联邦授权经销商处购买枪支的所有无证个人进行背景调查,但最高法院却在近年撤销了某些枪支法。2008年,法院推翻了华盛顿特区实施了30多年的禁止使用手枪的法律。同时,各州和城市对枪支的管控法律并不相同,降低了联邦控枪法律的执行力。民主党与共和党执政时期对控枪法律的立场不一,政策延续性不足,也限制了政府在枪支管理方面的治理能力。例如,2016年奥巴马执政时期虽然下达了一系列关于枪支管控的行政令,却难以获得执行,并且许多都被特朗普政府推翻。这一切,都体现了美国政府在管理枪支、保障民生方面的失职与失能。

枪支管控不力背后的资本主导逻辑

美国的枪支管控之所以难有重大突破,根源在于资本力量的主导。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美国盛行的枪支文化、党派之争以及利益集团的游说导致枪支管控进程的相对滞后,但其根源都在于美国资本的强大力量。

美国盛行的枪支文化源自美国早期的边疆开拓史,同时也源自枪械制造商的长期宣传。历史学家迈克尔·贝勒希尔斯在其著作《武装美国:美国枪文化的诞生》中指出,美国的枪支文化并非起源于殖民时期和独立战争时期,而是在19世纪中期枪支制造广泛发展之时。制造商的大肆宣传加强了枪支文化,流行文化以及电视、电影、电子游戏和其他娱乐形式中枪支的广泛使用,以及媒体报道中不断出现的枪支暴力新闻等都加强了美国民众拥枪的意愿,使美国的枪支文化成为一种顽症。

另一方面,代表不同资本利益的游说集团对政党的游说作用,加剧了两党在枪支管控问题上的分歧,阻碍控枪法律的通过。以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枪支游说团体和枪支制造商利用金钱“贿赂”各级立法者支持他们的议程。全国步枪协会是反对枪支管制的利益集团中势力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一个组织,只支持拥护拥枪自由权利的政党和候选人(主要是共和党)。该组织拥有近400万会员,其中许多是枪支生产商和经销商。在2016年,全国步枪协会花费5400万美元支持各地选举,其中有3000万美元帮助特朗普当选。由于代表着不同的选民群体和不同的资本利益,在枪支管控问题上,美民主党与共和党历来存在分歧,并且这一分歧在日渐扩大。民主党对控枪的支持率从2001年的61%增加到91%,共和党则从44%降低到24%。随着党派政治的极化现象日益严重,两党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只会更低。

总而言之,美国强盛的枪支文化和政府对枪支管控治理的失能导致了美国社会日渐泛滥的枪支暴力现象,严重威胁美国人民的人身安全。然而,在资本力量的主导作用之下,美国的枪支管控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在美国这个强调“自由和民主”的国度里,枪支的自由支配权被认为是保障民众及其人权的重要手段,却在事实上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安,侵犯了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并在极端分子的暴乱中威胁到美国的“民主政权”。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向世人揭示了美国政府听从资本而非民意的非民主本质,体现了美式民主与基本人权之间的矛盾。

(作者:俞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